要子瑾何许人也？这是我接到采访任务时的第一反应。因为我多年在郊区工作，自闭桃源，很少知道市文化圈子里的人和事。经总编指点迷津，方知要子瑾先生是大同市地方志办公室主任，同时还兼任中国古都学会会员、山西省民间文学协会副主席、山西省民俗学会理事、大同市民间文学协会主席、大同市政协文史委员会副主任等职，是海内知名、三晋闻名的地方史志专家、民俗文化学者，是大同市委、市政府评选的“优秀人才”。
    乍一听这么多的名头和官衔，不免让人有一种肃然起敬的压抑感。但等见到要先生后，他的和蔼可亲，幽默风趣，即刻使人如沐春风，如释重负，心中有了一种说不出的轻松和愉快，我们主客之间的交谈也就在这美好的气氛中开始了。
少年卧薪苦读书
    与文人交谈，三句话总是离不开书。因为书是文人立身立业的根本，登堂入室的阶梯。要先生告诉我，他是1948年生，祖籍左云县城关镇，家里世代以卖肉为业。按常情应该有个殷实家底。但因祖父患病，不治而亡，家中财物也所剩无几。十八岁的父亲便挑起了四口之家生活的重担，压得他喘不过气来。因为没有文化吃尽了苦头，也使他产生了培养孩子们读书，改换门庭的想法。拿定主意后，父亲就开始节衣缩食，省下钱给孩子们买书，有时间还给孩子们讲古人头悬梁、锥刺骨、凿壁借光、囊萤映雪的苦学故事。父母的一片苦心，对年幼的要先生来说是似懂非懂，有时难免因贪玩、淘气而误了上学读书，因此，曾挨过父亲的一顿痛打。挨过父亲痛打的不仅是他，还有哥哥要子璃。高中毕业那年，家兄要子璃本来考上了县立初师，但因他太淘气，未被学校录取，自然逃不过父亲的“惩罚”。对于父亲的严厉责罚，开始时要先生并不理解，甚至一度产生敌意。但随着年龄的增长，他渐渐明白了父亲望子成龙却又恨铁不成钢的良苦用心。这种反省成为他发奋读书的动力。
    据要先生回忆，第一个使他对书本产生兴趣的是语文老师刘桂芳，第一个促使他懂得学习的是家兄要子璃。刘老师的生动讲述，循循善诱，使他懂得了读书对人生的重要；家兄要子璃后来发奋努力考上了大学，成为他那时心中的榜样。从此，他再不贪玩，再不淘气，而是一门心思地投入学习。他上课认真听讲，课余时间除完成作业外，就是大量阅读课外书籍，在左云县中学时，他已是一名小有名气的才子。“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他曾经想将来成为一位诗人、作家或是新闻记者。为了实现理想，他拼命地读书、记笔记、练写作。遗憾的是，那时所能见到的书是极为有限的。一到假期，离开学校，读书便成了大难题，实在借不到新书，他就抄写已读过的书，一部《千家诗》，他不仅读得滚瓜烂熟，而且还从头至尾抄过一遍。上高中时他是班里的高才生，心高气傲的他，目标是要考清华、北大。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他甚至在家里辟出一个属于自己的小天地，用乱木棒捆成一张床，以示“卧薪”，买了一幅古人勤学屏，摆在书桌对面，两边写了对联：“勤奋苦读，持之以恒”，以激励自己。当时他还写过一首诗：“或问志何如，尽读天下书；下笔惊风雨，胸藏万古秋”。诗虽稚嫩，但还是可以看出其志之豪壮。只可惜，一场突如其来的文化大革命扑灭了他的理想，后来他离开了学校，走进了“广阔天地”，成为一名插队青年，但心中依然燃烧着读书求知的渴望。那时他开始自学中医，什么《汤头歌》、《伤寒论》、《中医基础学》等，只要能借到，他都认真阅读，为了学好针灸，他翻山越岭走了几十里山路，才到一户老中医家借到一本日本版的针灸学专著。经过一段时间的刻苦钻研，他开始成了十里八村有名的赤脚医生。后来他被推荐上了大学，在农村实习，还用针灸给一位得了歪嘴症的妇女解除了病痛，一时传为佳话。

青春立志著述丰

    记得有位哲人说过，每个人的生活道路都不可能是一条笔直平坦的大道，总会有这样那样的曲折和坎坷。但只要坚定不移走下去，一定会踏上充满阳光和希望的康庄大道。1972年，对于要先生来说是个吉利年。这一年历尽风雨的他，终于度过了“山穷水尽”的困境，走入了柳暗花明的美景。他从1968年插队，与农民一起经受“面朝黄土背朝天”的锻炼，对于身单力薄的要先生来说，无疑就是一种折磨。好在这一切都成了过去，他先是被借调到公社当秘书，随后又被推荐上了大学，荣幸地成为山西大学历史系的一名学生，从此揭开了他生命历程的崭新一页。
    当他第一次走进学校图书馆时，看到偌大的房间摆放着数不清的书架、书架上摆满了各种书籍，他的脑海中立时便闪出一个念头：“将来我一定要写一本书，不，不是一本，而是好多本，也放在图书馆的书架上，供人们学习阅读”。也就是从那时起，他把自己的这一理想付诸于行动。老实说，那时的学生受个人素质和环境的影响，学习的气氛并不是很浓，要先生则不随波逐流，而是紧紧抓住这失而复得的求学机会，如饥似渴地学习知识。他有幸得到当时山西大学历史系最有名的两位名师的指导，一位是著名史学教授郝树侯，一位是北大研究生出身的李裕民老师，两位名师也被他聪明好学的特质和刻苦勤奋的精神所感动，倾其所学，教他成才。在老师的教育引导下，他很快掌握了史学研究的基本知识和方法。要先生说，那时他除了上课之外，大量的时间都在图书馆和阅览室，精研了史学巨著《史记》和《资治通鉴》，并做了大量的笔记和分类卡片，为未来的史学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75年毕业时，他写出了一部颇有见地的历史专著《谭嗣同》，标志着他在史学著述上迈出了可喜的步伐。本人也因此受到时任雁北地委宣传部部长的杨尚枫同志的赏识，成为雁北报社的一名副刊编辑。1983年，要先生与古鸿飞合著的《雁北史话》正式出版，被人荐为史志办主任最合适的人选而调去当了史官。从此他的著述便一发不可收拾，他首先创办了《雁北今古》（后更名为《大同今古》），已出版了83期；他主编了《大同年鉴》、《大同名胜》；还主编了350多万字的《大同市志》，将大同市2000多年历史资料做了系统的整理。要先生的个人著述除了前文提到的《雁北史话》外，还有《乙巳雁北地震志》（合著）、《杨松青》、《历史·雁北册》、《历史·大同册》（合著）和《大同的传说》（合编）。此外，还编写了大量在国内外颇有影响的论文，如《地方志编纂系统工程——方志学》获山西省地方志一等奖，受到了北大中科院专家学者的认可和好评。《北魏平城遗址初探》被收入《中国历史地理丛书》，平城遗址也因此而列入国务院一级文化保护单位。

见胆文气存傲骨

    要先生一直坚守着一个信念：“人不可有傲气，但不可无傲骨”。看不出表面单薄薄、文文弱弱，说话和和气气、轻声慢语的要先生，身上竟也存有一副文人志士的傲骨。这傲骨寻常看不见，只是偶尔露峥嵘。上世纪七十年代初，他曾因生产队为插队知青评的工分过低，而大抱不平，在多次交涉而未见结果后，他毅然组织了一次知青“罢工”活动并单刀赴会只身一人去与当时公社的革委会主任交谈，他不畏强权，慷慨陈词，据理力争，终于为知青争得了同工同酬的合法权益，成为大家心目中的英雄。听他的同学们讲，早在文革初期，他还上高中时，因为被学校和老师看重，便被奉行“造反有理”的红卫兵视作异类，当然地被排在“革命组织”之外。但要先生并不示弱，一个人成立了“绍兴公社”，决心以鲁迅精神给挑衅者以迎头痛击。虽然双方间的战火并未燃起，但要先生的胆识却深深镌刻在同学们的心里。
    要先生的胆气和傲骨，最为充分地表现在他的杂文中，他在1975——1983年的八年中，担任雁北报社的副刊编辑，政文组副组长，写过不少揭露丑恶，针砭时弊的杂文，被同事们喻为“有肝胆的文人”。如针对当时社会上出现的买官卖官的腐败现象，他义愤填膺，挥笔写下了《有钱能使官推磨》的杂文，刊载在雁北报上。文章用鲁迅笔法，喜笑怒骂，极尽讽刺批判之能，在社会引起强烈反响，得到广大民众的热烈赞扬。此后，他跟踪采访一位“红小鬼”出身的老革命回家乡探亲的过程，当听到一个村干部贪污腐败，一个村民兵连长逼迫一个与本村社员定婚的外地女子嫁给自己的丑恶事实后，“老革命”痛愤不已，老泪纵横。要先生据此写出了《英雄泪》一文，深揭痛批了这一破坏党群干群关系的丑恶现象，引起了有关部门的高度关注，恶人遭惩，公道还民，百姓拍手称快。
    要先生的古道热肠，铮铮傲骨，还散见于他的史志专著之中，他秉承“春秋笔法”，弘扬“太史公”精神，不阿贵、不溢美、不隐恶、不藏善，把历史人物和事件放在具体的历史环境中，用历史唯物主义和唯物辩证法的观点，科学分析，正确评价，还历史以本来面目，这在他的《谭嗣同》、《杨松青》、《雁北史话》等书中都有典型的佐证。

心本和善人称颂

    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范畴中，仁和、慈善是最高的道德标准。仁行和风，慈生善举，是必然的行为模式，修德重在修心，心存仁和，心向慈善，其德才能高尚。我不敢称要先生是一位道德完人，因为世上本无足赤之金，自然也无完美之人。要先生行世近一甲子，缺点想必是难免的，但他待亲人的忠厚孝悌、待同事和朋友的宽容仁和都是众所见知的。
    左云县城关镇的街坊邻居都知道，要先生是孝子。唐人孟郊的《游子吟》其实正体现了他对父母的抱愧和报恩的心情，他也是游子，先是到千里之遥的省城上学，回来又滞留离家百里之外的大同城工作，真正能为父母床前行孝的机会实在太少，而得到父母的恩情又实在是太多太多。“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正是怀着这样的愧疚心情，他一有闲暇就回到老家，帮助父母干活，减轻父母负担。发了工资总是先给父母寄上一点补贴家用。父母病了，他千方百计请假把他们送到医院诊治，喂汤喂饭。人常说，久病床前无孝子，要先生却以自己的行为做出这方面的反证，赢得了乡邻的称颂。除了对自己的父母孝敬之外，要先生对自己本家的叔伯也都十分孝敬，使全家成了一个和美快乐的大家庭。父母去世后，要先生主持把家产分为三份，他们兄弟一人一份，也给妹妹一份，妹妹不要，他还是坚持给了妹妹。要先生说，他最看不起的是那些因分一点家产打架闹事的人家，觉得他们太可怜，也太可恨。他说：“我们兄弟姊妹一直没分过家，没有因谁利多利少红过脸，过年过节一大家人聚在一起，团圆热闹，其乐融融，真好啊！”
    有人说：“慈不掌兵，义不理财”。这话在要先生身上也不灵。要先生在报社、在地方志办公室这些单位当领导，对下属、同事从来都没有大声批评过，更谈不上发脾气，骂人，甚至处罚人。单位的同志有了什么错误，有了什么问题，他主动找来谈话，推心置腹，和风细语，没有指责，唯有说理。最严重的批评语也就是“这不太合适吧。”但如果谁家有了困难，有什么问题，要先生又是十分热情地伸出援手。在先生其言、其行、其德的感召下，他所辖的单位也成了团结和谐的大家庭，各项工作也显现出蓬蓬勃勃的新气象。
    仁和、善良、勤奋、执着，有理想追求、有铮铮傲骨，这就是“史官”要子瑾留给我们的印象。

张吉虎 文／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