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地回春，万物复苏，阳光灿烂，暖风和煦。在这样一个美好的日子里，我约访了一位大同市地方志学方面的重量级人物——姚斌先生。作为晚辈，先生的大名鄙人早已是如雷贯耳仰慕已久，只叹没有机会与先生近距离接触，更无缘亲耳聆听先生的谆谆教诲，甚以为憾。这次受报社委托，专访姚先生，使我心中甚感快慰和激动。
    大约早上九点半，姚先生如约而至。他看上去个子不高，不胖不瘦，头发已大白，但面色红润，双目有神，浑身上下收拾得干净利落，显得特别精神。姚先生面相慈善，和蔼可亲，说话更是语带春风，句句暖人。这大大缓解了我对这位专家由敬畏而产生的紧张感。奉上一杯热茶，点上一支香烟，寒暄之后，访谈便切入了正题，姚先生的故事也随之展现在我的面前。
自幼生在儒商家
    不知父亲是“革干”
    我喜欢刨根问底，姚先生也侃侃作答。他说，姚姓是一个古老的姓氏，大概与开天辟地的英雄女娲补天有关，加之人类最早步入的也是母系氏族社会，所以这带女字的姓氏相对都比较古老。姚家的根子是在洪洞大槐树，相传是从明洪武年间移民来到大同，迄今已有六百多年。姚先生家世代经商，早年就住在九龙壁后面的金泊仓街，那里有非常著名的七步三圆井。他家的院子就在这三圆井的旁边，这井很有些神奇色彩，七步之内的三口井，竟然有甜、苦、矾三种截然不同的味道。只可惜这神奇一景现在被新建的楼房所覆盖，再也难见天日了。如果这七步三圆井不被损毁的话，将其划入九龙壁景区之内，不仅可供游客品味三井的不同滋味，还可把井水提入九龙壁前的水池中，那将会大大提升九龙壁景区的价值和品位,但现在留给我们的只有一声叹息。姚家多年经商,到上世纪的一、二十年代已有些家底，所以家里才能在他爷爷结婚时与当时大同开炮铺的大富商郭家联姻。祖母郭德华多才多艺，不但练就一手精湛的制作花炮的手艺，还是一位有名的民间针灸师，尤其对小儿结症颇有心得，一针下去即可见效。此外，她还能用土法治疗白内障等眼疾，且从不收受别人钱财。她乐善好施，给诗礼传家的姚家更增添了几多人气。她主持开办了姚家花炮铺，自产自销，生意十分兴隆。只可惜好景不长，１９３７年９月，日寇侵华占领大同，花炮铺便被迫关门。之后他爷爷只好靠贩卖香烟供家人生活和孩子们读书。另外，还有离城较远的三十亩沙田，与人伴种得点粮食，才勉强度日。
    姚先生告诉我，他十三岁前没见过父亲，家里人很少提起父亲的事，其实他父亲是一位革命干部。１９３７年６月参加革命，１９３８年９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曾任山西国民军官教导团学员，山西抗日决死纵队战士，政治工作员，连指导员，营组宣干事，大副政委，团政治部副主任、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民主联军２３旅６４团政治部主任，东北军工部兴山兵工一厂、五厂政委，敦化四二工厂（６２３）第二厂厂长兼党总支书记，原第二机械工业部昆明二九八厂厂长兼党委书记，长春二二八厂筹备组主任党委书记，行政级别十三级，是一位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奋斗终生的共产主义战士，是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干部。１９８９年３月病逝，终年７０岁。他的名叫姚永征。父亲参加革命时，姚先生还在娘胎里。此后，父亲一去渺如黄鹤无消息，母亲苦苦盼了十几年，就在大同解放前夕，母亲病逝了，一个月后，也就是１９４９年５月１日，大同和平解放，又过了一个月收到父亲从东北寄来的家书，可母亲永远也听不到父亲的消息了。
    姚先生哽咽着说：“我虽然很少得到父亲的关心和抚爱，但我知道他是为祖国为革命在忙碌，我理解父亲，深爱父亲，我以他为骄傲。”
    敏而好学天资聪
    写诗跳舞也当行
    姚先生说，自己虽然从小缺少父爱，但并不缺少亲人的关爱，母亲和爷爷奶奶都给他无微不至的关爱。７岁上学前，爷爷就教他背《三字经》、《百家姓》、《千家诗》、《千家文》、《弟子规》等，还零星地教他背诵了部分《论语》、《大学》等古文，另外还教他打算盘、写毛笔字。７岁之后他便正式上学，先在天主教办的育英小学，一年后转到马王庙小学。小学毕业时，以优异成绩考入大同二中，在这里初中毕业，又考入大同一中，高中毕业又顺利地考入山西大学中文系。我对姚先生说：“看得出您是那种老师、学生都喜欢的好学生。因为先生是那种奉行温、良、恭、俭、让做人原则的人。”姚先生颔首微笑表示赞同。但随即又说：“可你还有看不到也想不到的地方。比如，我在学校是个极活泼的文艺爱好者，你能看出来吗？”我摇摇头，姚先生便打开了话匣子。
    姚先生说：“我从小就喜欢写作，也喜欢唱歌跳舞，是班里的文艺骨干。初中时遇到一位‘贵人’，是学校图书馆的一位管理员，很有学问。他似乎与我很有缘，总是分期分段给我介绍推荐一些文学名著，还有不少剧本，使我的写作水平有了很明显的进步。这一阶段，我还写了一首诗《台湾行》，在山西日报发表。这使我对文学的爱好更加强烈。在高中我与几位志同道合的同学发起组织了鲁迅研究会，每周都有活动还办了会刊，大家写诗作文，互相交流，并在同学中传阅。在初中、高中阶段，我还是学校学生会的文体委员，那时的学校文化活动十分活跃，每周都有一至两次的集体活动，唱歌跳舞，十分热闹。我不仅是这些活动的组织者，而且还是主要表演者。后来到了山西大学中文系，我仍然是学生会的干部，并担任校文工团的舞蹈队长。那时的山大文工团很庞大，有京剧团、晋剧团、舞蹈队、合唱队、中乐队、西乐队，共计一百多人。我担任舞蹈队长三年，组织排演了《花儿与少年》、《马刀舞》、《采茶扑蝶》、《红军舞》、《鄂尔多斯舞》等节目。文工团经常在学校演出，还时常到工厂、农村演出。那是个充满理想和激情的年代，也是个充满幸福和快乐的年代。也许有人会说，那时物质生活太匮乏了，快乐也是穷开心，可我还是怀念那单纯而快乐的年代，因为那是我宝贵的青春记忆。”当姚先生从遥远的记忆回过神来，我看到他的眼角有湿湿的痕迹，那应该是幸福的泪花吧。
    毕业回同曾执教
    文革奉调到机关
    １９６２年９月，姚先生大学毕业分配到大同师范当了一名语文教师，那个时代的青年学生个人理想永远服从祖国的需要、组织的分配。组织安排他当教师，他就认认真真当教师。每天认真备课、认真上课、认真批改作业，周而复始，天天如此。１９６４年８月，组织又一纸调令把姚先生调到了大同东方红技校，该校是新成立的学校，年轻的姚先生当了语文教研组组长。当组长算不上提拔，但绝对属于重用，因为他专业过硬，根正苗红啊。正当他满怀热情投身到教书育人的行列中兢兢业业工作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大同市二轻局办报纸需要笔杆子，姚先生所在的东方红技校是二轻局的下属单位，领导一句话，便将姚先生借到二轻成了报纸的编辑，报纸上传下发，姚先生的文才得到社会的承认。于是１９６８年他又被调到大同市革委会工业办当了一名材料员。虽然是一名小小的材料员，但那可是在权力中心，每天出出进进，都是与手握大权的人打交道，说不定哪天一个不留神被领导看中，随便一提拔那就是个县处级。可姚先生说自己天生对政治不是很热衷，很多与他在同一个科室的人都先后得到重用和提拔，甚至有的后来当了厅局级干部，而姚先生直到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才担任了二轻局的办公室副主任、主任。不管领导提拔不提拔，姚先生对工作都是始终如一的认真负责、一丝不苟。闲暇时就是看书学习，很少主动去找领导，过年过节更不愿到领导家拜年送礼，在别人看来，他这样是过于迂腐，可姚先生依然故我，安之若素，他不屈己不干人，觉得一切顺其自然，人才活得轻松、活得自在，他很享受这份自由自在的生活与心境。
    改革春风大地吹
    钻研方志入正轨
    １９８４年，经过十年浩劫之后的中国大地，又恢复了满院花开的迷人景色，而在这百花争艳中，最为美丽的一枝则是党对科学文化的重视和对知识分子的重用，这是民族复兴的希望之花。这一年曾经的“臭老九”开始变为香饽饽，这种幸运也自然而然地落在姚先生身上。那时分管文教卫生工作的荣奋副市长，正准备充实大同地方志办公室，盛世修志，急需这方面的人才。时任大同二轻局办公室主任的姚先生，被荣市长慧眼发现，他觉得这位山西大学中文系毕业、又有多年机关文秘写作经验的人才太难得了，于是极力推荐姚先生当了大同市地方志办公室的副主任，当时大同市地方志办公室没有主任，只有两位副主任，另一位是张儒杰，由他主持工作，姚先生主要是抓业务，时间大约是在１９８４年的６月份。这一年姚先生已４６岁。
    ４６岁对一般人来说，这超四奔五的年龄确实是开始变老了，可对姚先生来说，他的事业、他的青春、他的好日子才刚刚开头。他浑身总有使不完的劲，每天天不亮就起床，每晚不过十二点不睡觉。白天他到单位就是查找资料，晚上不是看书就是写文章，有时甚至通宵达旦。大同的史志资料由于战争和历史变迁，所以散落在大连、呼市、张家口、太原等地。为了修好大同的史志，特别是大同近现代史，并真正达到“横不缺项，纵不断线”，姚先生不辞辛劳，经常到外地出差，目的就是查找资料，用数字说话，用证据说话，写出“真史”、“信史”，客观真实地反映大同历史的本来面目，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从１９８４年到２００１年退休，姚先生在大同地方志办公室从副主任到代主任，再到地市合并的双排座，整整工作了十七年，十七年的风雨兼程，十七年的辛勤耕耘，姚先生在大同方志学的研究上取得了丰硕成果。三晋文化丛书出版了他著的《大同历史沿革》、《大同民俗》、《大同长城史话》、《大同教育史话》、《名人与大同》、《大同地方特产》、《大同古建筑选萃》、《大同寺庙选萃》、《大同义和团与辛亥革命》、《咏同诗百首》（二人合著），共计１０个专集，４０多万字。他在《中国名城》、《山西晚报》、《山西旅游报》、《山西地方志》、《河北地方志》、《大同日报》、《大同晚报》等报刊发表文章数百篇，计有１００余万字。他为《山西大典》、《三晋名胜》、《中国历史文化名城旅游大全》、《中国风光物产大辞典》等大型辞书供稿上百篇，计有上百万字。他主持编写了３７０万字的《大同市志》，亲自撰写了一百二十多万字。他参与编著《大同博览》，二十六章中有１１章是他亲自撰写，字数超过数万。他主持编写了１９８６——２００１年每年一本的《大同年鉴》，主编了《大同地方志》１９８５——２００１年共６４期的期刊，还主持点校了明·正德本的《大同府志》、清·乾隆本的《云中郡志》、清·道光本的《大同县志》等大型史书。在这数以万计的史志文章中，字里行间渗透了姚先生的智慧、心血和汗水，也渗透了姚先生那份浓浓的故乡情。
    而今退休未退岗
    名城建设立新功
    六十花甲子，是人生的一个重要驿站，是工作与休闲的一个法定年龄分界线。一般人早就盼着这一天，早点回家尽享天伦之乐。姚先生也有过这样的想法，可却难以实现，他是高级编审，是大同民俗、历史和文化方面的权威专家，等他２００１年退休时，已届６３岁，办理退休手续的同时，又被大同地方志办公室返聘，依然承担着大同地方志史学研究的重要课题和任务。此外，他受聘担任了诸多社会团体的头衔：市三晋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市政协学习文史委员会委员，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专家组委员，市城乡规划委员会委员，山西省地方志协会理事，山西民俗协会理事，大同地名办专家委员会委员，大同古都协会理事，大同市工艺美术协会顾问等，虽然这些社团工作辛苦不少，得利不多，但责任所在，姚先生乐此不疲。
    作为史志方面的专家学者，姚先生的文章和著作注定是要藏之馆舍、传之后世的，但令我甚为惊诧的是，姚先生至今依然住在一所只有五六十平米的斗室里。他的诸多有价值、有份量的文章都是在这个简陋的斗室中创作出来的。这不由得使我想到了那位安贫乐道的孔子高足颜回，身居陋室而自鸣得意的唐代诗人刘禹锡。是的，在姚先生身上确有那种古代贤者的精神气质。也许就是这种精神气质，激励着他安于清贫，潜心方志，陶然一生。我敬佩先生的文才，敬佩先生的品格，真心祝愿姚先生永远健康、快乐。

张吉虎 文